所以，欧盟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不可能具有国别意义的规划。

中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也大大低于自己20年前60%的水平。如果农村住房消费被官方统计低估了1个百分点的话，那么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就被低估了5个百分点(顺便说一句，虚拟租金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也是收入的来源，这意味着，中国的GDP也至少被低估了5%。

这种通过公司账户进行私人消费的做法在中国普遍存在，包括吃喝宴请、旅游度假、汽车保养、汽油消耗、通讯支出等等，几乎任何可以开发票的家庭用品的开支都可以打入公司账户。按照现在流行的观点，中国人的消费不足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必须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一方面来帮助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另一方面也是其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首先，我们知道高收入、高消费的家庭在样本中的代表性是很低的，因为他们没有动力去报告他们的收入或者不厌其烦地记录每笔支出。然而，在同一年，经合组织中高收入的发达经济体（美、日、英、德、法、加）的居住消费占GDP比重都在14％左右，该组织中两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居住消费占 GDP比重分别为 11．1％和16．5％。自8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的消费一直占GDP的大约60%。

居住消费由租金、房屋维修保养及水电煤气等支出构成，其中租金又包括租客支付的实际租金以及房产所有者自住的虚拟租金。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消费。加上某些大户人家凭借朝中有人，威逼利诱，吞并邻人土地。

土地被兼并的农村人口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有集聚效应的城市地区，刺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城市地区的崛起。其实，农本社会难以避免收入的两极分化。可是，这些城市并没有基于集聚效应的内在活力。既然这么巨量的农村人口已经自费自愿地来到城市谋生，已经自发、自愿地聚集在一起，城市又已经离不开他们的各种服务，向他们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成本不是比起他们散布于农村的广大空间里的时候要低得多，效率也要高得多吗？这不就是城市化的真谛，即以规模报酬递增的形式实现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吗？难道离开老百姓能够实现自我的追求，获得实惠的生活，去追求中看不中用、大而无当的空城、鬼城反倒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而且，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

这就给政府以代天行道的理由，代替市场成为城市化的主角。即使最为贫困的阶层，由于集中居住在城市地区，所以如果政府决定提供廉租房，其单位成本也大大降低。

村内的人口各尽其能，有到村外打工，有在村内开设各种商店、餐馆，为村内的人口提供各种价廉物美的服务。这样的城市化必然违背了吸收和消化农村人口、使城乡收入差逐渐收敛的宗旨。城市的人口可以避免老龄化，工资会比较低廉，劳动供给会比较充沛，从而提高城市的整体效率。而人口的集中意味着人才的集中，为快速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更令人叹息的是，几千万留守儿童无缘分享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被迫接受低劣的农村教育。无论其建设还是保养，都耗资浩大，回报周期漫长。外生型城市化的诸多恶果城市化本来是由各种要素基于逐利的考虑而在某个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里汇集起来的过程。这种城市化城市面积膨胀过度，土地使用效率低下，集聚效应无从充分发挥，环境污染加剧。

由于缺少社会剩余用于研究和开发，农本社会必定难以取得技术进步。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化采取城市化的形式，通过集聚效应，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可以极大地降低现代化对每个个人和企业的成本，同时使全体人口大大提高享受现代化设施的水准。

难怪30年来造出许多鬼城一般的工业园区和冷冷清清的空城、死城，以及同时出现的大量被城市化、被上楼、被失地的农民群体。这种忽视城市化的概括，造成1949年后的前30年对重化工业情有独钟，城市化却发生大幅逆转。

根据这种地价进行的土地配置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城市的扩大并不一定代表其中居民的福利改善，也不代表其中企业的利润获得提高。如果企业和人口的聚集在这些空间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即都是为了分享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效率、就业、便利，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那么这种城市化就是内生型的。也就是说，某个城市能否长大，不是基于集聚效应的驱动，而是基于政府少数几个官员对投资所作的政治决定，而投资的资金很大部分又是来自对农民土地收益的剥夺。原因如下：首先，农村中被淘汰的，必然是务农效率较低，或务农意愿较弱的人群。所谓净集聚效益可定义为集聚效应(以竖轴衡量)带来的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的那一部分收益。郊区农民和一些市民不顾政府禁令，以城中村、小产权房和群居化的楼盘等形式，自发向农民工提供廉租房。

所以，离开城市化谈新农村建设或农村工业化道路，只会大大增加现代化的成本，延缓现代化的实现，加剧城乡收入差的恶化。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和定居的地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必然自发地聚集到这些特定空间寻找就业机会，以便借助于基础设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同时，随着城市的对外扩张，城市郊区的土地价格会逐渐上升。将城市化作为通向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在中国可说一波三折。

但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发生逆向淘汰，最能干的农民大量外流，在贡献了自己的黄金岁月后，由于户口和房价，在进入中老年时期，又被迫流回老家，以至于农业成为老弱病残经营的产业。要素价格发生严重扭曲，要素流动又受到严重阻碍，因而市场无法正常配置要素。

聪明的民族和先进的社会就会主动改革自己的各种制度，以便穷尽这种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经济增益。例如，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地方，企业必定在某些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里聚集起来，以便借助基础设施降低自己的运行成本。和很多新区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和活力呈鲜明对照的是，城中村内拥有熙熙攘攘的人口和密集的商机。人才的集中也必然导致知识和信息的集中，为快速的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提供优越的条件。

只要没有技术的快速提高，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人均耕地的下降，带来人均粮食下降。虽然土地私有对保护小农的土地所有权作出卓越的贡献，但由于农本社会中几乎人人必须在农业中谋生，因而土地被兼并的无地农民在每个皇朝的后期会大量涌现，却又无法在农业之外找到谋生机会。

这就有助于城乡收入差逐渐收敛。这种城市化模式，也许能够最快地从农民手中征到大面积的建设用地，铺设起宽广的大路，盖起巍峨的高楼，开拓辽阔无际的广场，向世界宣示壮丽、堂皇的政绩工程。

为何只有城市化才能降低全面现代化的成本呢？这是因为生活和生产的全面现代化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季羡林先生还十分欣赏农本社会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优点。

只要净集聚效应没有被穷尽，也就是只要边际收益曲线仍位于边际成本曲线之上，就没有理由人为节制人口和企业的流入。这种缺乏市场信号指引的城市化又会给农村人口和农民工带来什么呢？这种担心恐怕不是多余的。例如，企业的集中意味着人口的集中。走出农本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唯一办法，还是要在大力提高农业技术和农业产量的同时，大大减少农业人口，以城镇为集聚空间，大力发展工商业，吸收农村人口，实现分享型的增长。

中国最近30年来出现的不少耗资巨大、缺乏人气的新区、新城，甚至鬼城和空城，也向我们昭示，政府不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不主动促进三大要素市场的发育，必然无法获得内生型城市化所需的各种市场信息，也就必然走上仅靠几个官员拍板的外生型城市化。其六，由于城市四郊的土地要素掌握在民间，并且能够对土地价格的涨跌作自动的回应，所以，地市和房市具有正常的功能，既能抑制地价和房价的过速上升，又能使各个阶层对房屋的不同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使城乡收入差收敛呢？要指出的是，尽管合法的要素市场得不到成长，地下要素市场却仍顽强存在，并发出各种信号，却为政府漠视。但是，如果这些花了巨资修成的大工程并没有几个人使用，而急待进城定居的农民工却连遮蔽风雨的廉租房都难以获得，更无权自由定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这种城市化明显走进了和民生无关的歧路。

所以，传统社会并不能使城乡收入收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一定是一个劫贫济富，只愿意吸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富人，却不断排斥农村中最贫困人口的过程。

(责任编辑：东方市)